成都通过召开县市新城高质量发展大会，正式将8个位于城市外围的县市新城纳入重点发展版图，以”去郊区化”战略推动全域协同发展，破解市域发展不平衡难题，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，探索超大城市多中心、组团式发展的新路径。

6月24日清晨，成都市委机关小礼堂内，一场关乎城市未来格局的重要会议正在召开。成都市县市新城高质量发展大会将镜头首次聚焦简阳、都江堰、彭州等8个位于城市最外圈的县市新城。这一举动背后，折射出成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城市发展范式转变——从”中心-外围”的传统模式，转向全域协同发展的新格局。

​称谓之变：从”郊区”到”新城”的语义革命​

会议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莫过于”郊区”二字的消失。这一称谓变迁绝非简单的文字游戏，而是承载着成都对城市空间认知的根本性转变。随着成蒲铁路等交通网络的建设，崇州、大邑等曾经的”远郊”如今17分钟即可直达成都西站，”郊区”在物理距离上的疏离感正在消解。更深刻的是，这些区域经济总量已占全市18%，近三年年均增速保持在6%左右，6个县市增速超过全市平均水平——”发展落后”的标签已难以服众。

这种称谓转变背后是城市发展理念的升级。当”郊区”被重新定义为”新城”，意味着这些区域不再是被动的边缘地带，而是承载着城市功能疏解、产业梯度转移和生态价值转化的战略空间。正如城市规划学者所言：”‘新城’概念强调的是发展潜力和功能定位，而非地理位置的远近。”

​经济版图重构：8县市新城的崛起密码​

拆解这8个县市新城的发展图谱，可以清晰看到成都经济地理的重构轨迹：

• ​崇州作为都江堰精华灌区腹地，其农业创新模式已上升为国家战略，”农业职业经理人”制度写入中央一号文件；
• ​大邑凭借西岭雪山这一独特IP，连续六年跻身全国县域旅游百强，将自然禀赋转化为经济优势；
• ​金堂更是以工业突围，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曾连续多年领跑成都各区县，入选全国百强县榜单。

数据显示，8县市新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从2016年的19.9%提升至2023年的23.5%，经济总量增长近20%。彭州、金堂GDP突破700亿元，与中心城区差距显著缩小。这种变化印证了一个判断：成都的经济重心正在从单中心向多中心扩散。

​战略深意：破解发展不平衡的城市棋局​

成都此番布局有着深刻的战略考量。尽管8县市面积占全市约2/3，但经济贡献度与其空间占比仍不匹配。这种不平衡既是发展难题，也是潜力所在。今年的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支持简阳、彭州、邛崃打造市域副中心，2月发布的”产才政策包”集成供给政策支持，更早的区(市)县跨区域结对联动行动，都指向一个目标：构建多极支撑的城市发展格局。

城市经济学家指出：”成都正试图通过’去郊区化’战略，打破传统中心城区垄断发展资源的局面，形成’众星拱月’的区域协同网络。”这种转变不仅关乎经济数字，更是城市治理模式的创新——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推进，从要素集聚转向功能疏解。

​生态与发展：新城建设的平衡术​

站在新的历史方位，8县市新城面临着双重使命：既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，又要守护成都最重要的生态本底。这种”既要金山银山，又要绿水青山”的要求，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。

崇州的农业创新、大邑的生态旅游、金堂的绿色工业，已经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。此次大会释放的信号表明，成都将赋予这些区域更大的自主权，在绿色发展框架下探索差异化发展模式。正如一位参会官员所言：”新城建设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，而是要在生态约束下重构发展逻辑。”

​未来图景：县域经济的成都样本​

放眼全国，县域经济发展正面临转型升级的关键期。成都的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：通过制度创新释放外围区域活力，依托特色资源培育竞争优势，借助交通改善重塑空间关系。这种”去郊区化”战略本质上是一场空间生产方式的革命——将边缘地带转化为价值高地，让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。

随着8县市新城从”郊区”到”新城”的蜕变，成都正在书写一个超大城市全域协同发展的新范式。这不仅是城市空间的重新编码，更是一场关于发展公平与效率的深刻实践。在”米袋子””菜篮子”与”后花园”的多重角色中，这些新城正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平衡点，为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提供着坚实支撑。